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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来西亚的实例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当时的“文明冲突论”，马来西亚各界积极推动儒家和伊斯兰的文明对话，以学术研究和实际行动反驳“文明冲突”。现任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当时就和著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进行过伊斯兰教和儒家的文明对话，倡导文明对话和多元包容，推动两个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红线区不是“无人区”，可以有人活动但不能改变其生态属性。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保护起来，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永续性的生态支撑。

2024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王可然的团队联合法国艺术家将法国文学经典《悲惨世界》搬上中国舞台。近日，王可然接受“东西问”独家专访，讲述中法戏剧交流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王小选称，王世英生前详细记录了当时黄埔军校的情况。据记录，黄埔军校第四期招收入伍生共2686人，其中山西籍学生112人，经王世英写信动员投考黄埔军校的有18人，“与同期大部分同学毕业后踏上军旅生涯不同的是，我爷爷后来主要从事地下工作，特别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方面作了自己的贡献，应该说这比他留在军队里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李万：在科学史上，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并不矛盾。大量的自由探索往往是科学家的有意识、有方向的不懈努力；而几乎所有的目标导向，都需要自由探索来提供重要支撑。目标导向往往涉及多学科多领域，自由探索往往集中于某一特定领域或方向，前者往往需要多方联合研究，后者则更多以PI制小型团队单独实施。要注意好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不同适用范围，既不能将本应进行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以自由探索方式予以落实，从而使得既定研究目标无法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也不能任意扩大目标导向的范围，从而压抑了科研人员的好奇心、探索欲，使得基础研究得不到创造性的成果。目标导向是使命驱动，往往需要有组织的科研，自由探索是兴趣驱动，需要更加宽松的科研氛围。因此，一方面，要注重建设若干“组织科研的科研组织”，使其发挥将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转化为科研目标、攻关指标并能够组织各类专业化的“执行科研的科研组织”实施联合攻关。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科研评价机制，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十年磨一剑”。再一方面，要真正落地落实团队组建权、资源调配权、技术路线选择权的“三权下放”，使得科研人员放心大胆地将科研经费用于开展研究所需的各类支出上。